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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教初探之一
對根本分裂「大眾部」的誤解
釋迦牟尼佛住世的時代，並沒有「上座部」及「大眾部」的分別，更沒有所謂「小乘」及「大乘」的分別。佛滅後約103年左右，當時的佛教對於「十事」的爭議而做第一次分裂，史稱「根本分裂」，分裂作「上座部」及「大眾部」，部派的名稱來自於成員的組成。「上座部」乃是因為組成多為當時的上座長老故名，「大眾部」則顧名思義是因人數龐大而名。「根本分裂」後的百年左右，也就是佛滅後的200年左右（西元前三世紀），由於教團流傳漸廣、師承不一而對義理解釋不同，或是因為地域性而不同而又衍生分裂作十八個部派，我們稱之「枝末分裂」。
多數人認為根本分裂時期的「上座部」即是後來的「小乘佛教」，而「大眾部」則發展成為後來的「大乘佛教」，實際上這是完全錯誤的認定。「根本分裂」所反應的是對於戒律的認知不同，西方上座部傾向嚴謹保守、重視戒律；東方大眾部則傾向開放、認為戒律應因地制宜而加以變通，但二者對於基本義理如「三法印」、「四聖諦」、「八正道」、「十二緣起」、「涅槃」等，仍持一致的看法，南北傳現有的文獻也認為根本分裂乃由於戒規的鬆馳造成分歧，造成正法律開始淪沒。
南傳《島史》記載於在毗舍離結集當時，窟外另有惡見比丘，其數萬人之「大結集」，另外別立五藏（經、律、論、雜藏、禁咒藏），破壞正法而成立大眾部，然而呂澂、楊惠南等認為此說並不可信。另一方面，我們查閱了大眾部傳承的《摩訶僧祇律》，發現當中對於如「持金銀」等戒律仍表示反對的意見，並未開許。林崇安則認為第二次結集形成了二種律系，上座部對戒條（如波逸提）的次第作了調整而形成新律，然就內容而言，大眾部及上座部同樣維持第一結集時期的原始律，並未變更開遮。
因此，從根本分裂的內容來看，我們很難支持「大眾部」即後來的「大乘佛教」─ ─實際上在大乘佛教興起的時候，部派佛教中的大眾部仍持續存在，唐玄奘也視當時的大眾部作小乘，因此大眾部與大乘佛教之間並沒有直接關係，且其他如說一切有部、分別說部、法藏部、經量部、犢子部、大眾部的教理為大乘所採用。
同樣的，在教團的分裂過程當中，我們很難支持部派時期的「大眾部」即後來的「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的興起
- 永恆懷念及十方理想佛
印順導師及于凌波等認為初期大乘乃是「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為軸心而開展形成，對佛的「永恆懷念」而將之聖化、神化而成為「理想佛」，隨著出現的是「大天五事」凸顯出阿羅漢的不究竟，也強調「阿羅漢」及「佛」二者之間的差別。
佛陀的一生事跡，亦不斷被傳說讚揚，成為十二分教中的「本生」、「譬喻」、「因緣」的主要內容。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本生」當中，不斷地融合印度既有、廣泛的寓言故事，強調誓願力及犧牲、慈悲、佈施等忘我利他精神，充份而清晰呈現「菩薩 － 理想佛」的莊嚴歷程，成為佛弟子修學的榜樣而形成大乘佛教特有的「菩薩思想」。另一方面，在經典當中不斷地揭示有其他諸佛的說法，譬如「前六佛」、「彌勒當來下生成佛」等等，在《長阿含經》及《增壹阿含經》等也有提到現世其他佛、他方佛的說法的記載，因此佛弟子們推演出理想中的「十方佛」和「十方淨土」的存在。
在這三種心理因素的交錯作用之下，佛弟子們一方面期許自己能夠學習佛本生當中了不斷誓願轉生、救贖眾生的「菩薩道」精神，透過「菩薩道」的實踐而自力圓滿成佛，另一方面期盼能夠獲得十方諸佛菩薩的慈悲救贖或引導，進入淨土或他力成佛。「理想佛」、「十方佛」及「菩薩精神」三種期盼並不單獨的出現於在家弟子的心裡當中，同樣的在僧團當中逐漸發酵，獲得普遍的支持而成唯一股流行種風潮，乃發展成為「大乘運動」的支持條件之一。
- 佛塔信仰說
「佛塔信仰」主要由在家眾發展而來，並不同於出家者以「法的導師」作為緬懷佛陀的方式，佛塔雖然包含在廣義的僧園之中，但獨立於僧伽之外，由在家者經營及管理，成為在家者的重要信仰。根據經典記載，佛滅後分佛骨而於中印度建立了八座佛塔，分別由天及當時諸國分別供奉。西元前三世紀，阿育王集合八塔佛骨作佛教傳播之用，於各地建立「八萬四千」塔，現有考古資料顯示，在西元前二世紀開始已有「佛塔信仰」的存在，而在初期大乘經典如在《法華》、《般若》等經典當中也出現了佛塔信仰的支持與記載，「佛塔信仰」的盛行衝擊當時的僧團，因此而有「施僧之報大於施佛之果」的對應說法，西元一世紀左右，也出現了屬於教團經營的佛塔，但數量比在家者所經營的佛塔少上很多。
另一方面，雖然有學者主張，佛塔主要由在家者負責經營及管理，後逐漸形成與部派教團分廷對抗的信仰團體，即大乘教團的起源。但從律藏的資料顯示，禮敬佛塔是部派教團的主要活動之一，而非單獨為大乘佛教的宗教行事，現今的佛塔信仰則普遍流行於藏傳佛教及緬甸上座部佛教。由於「佛塔信仰」出自於緬懷教主的德性而崇奉教主的遺體與遺物，是各宗教之普遍常見紀念方式，顯見佛塔信仰團體一說，並不可作為大乘運動起源的支持。
- 宗教政治傳統
古正美教授則認為大乘乃是一種「宗教政治」的手段及傳統，而推動大乘佛教（佛教入世化）運動中，以阿育王（或丘就卻）所支持的「分別說部」及迦膩色伽王所支持的「說一切有部」著力最深。古正美教授認為，由君主推行的佛教政治是大乘佛教運動能夠在很短時間內獲得普及成功的主要因素 ─ ─ 透過「國教」確立特定部派教團的地位，並以「結集」的方式肯定特定教團的思想，打壓教內其他部派教團的聲音，同時透過中央及地區相配合的施政方式達到「傳教」及入世性的「教化人民」。
特別值得一提的，佛教政治及大乘經出世的關係，撇開「天宮傳回」及「龍宮/雪山取經」的傳說，雖然有人支持第一次結集的窟外結集（鐵圍山結集）的說法，但筆者以為以佛教思想的轉變過程的及考古諸經出世年代的證據下，鐵圍山結集的說法並不可信，而古正美教授認為大乘經乃是在佛教政治下所產生的「結集」（或「造經」活動）而出世，譬如貴霜王朝迦膩色迦王所支持的第四次結集（北傳佛教所載，南傳佛教不承認此次結集，另視19世紀於斯里蘭卡舉行的五百結集，作第四次結集），不同於前三次時間僅數月的短期結集，而歷時長達十二年之久，同時此階段也是大量大乘經出世的時代 ─ ─ 此時代所產出的大乘經不但量大，而且內容豐富、次第明確、具備完整的思想系統，顯示是經過一個組織化的團體、具有程序化的過程而產出。筆者以為關於大乘經起源的諸多說法當中，古正美教授此說是目前最有力、最合理的說法。（待續）
印順導師及于凌波等認為初期大乘乃是「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為軸心而開展形成，對佛的「永恆懷念」而將之聖化、神化而成為「理想佛」，隨著出現的是「大天五事」凸顯出阿羅漢的不究竟，也強調「阿羅漢」及「佛」二者之間的差別。
佛陀的一生事跡，亦不斷被傳說讚揚，成為十二分教中的「本生」、「譬喻」、「因緣」的主要內容。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本生」當中，不斷地融合印度既有、廣泛的寓言故事，強調誓願力及犧牲、慈悲、佈施等忘我利他精神，充份而清晰呈現「菩薩 － 理想佛」的莊嚴歷程，成為佛弟子修學的榜樣而形成大乘佛教特有的「菩薩思想」。另一方面，在經典當中不斷地揭示有其他諸佛的說法，譬如「前六佛」、「彌勒當來下生成佛」等等，在《長阿含經》及《增壹阿含經》等也有提到現世其他佛、他方佛的說法的記載，因此佛弟子們推演出理想中的「十方佛」和「十方淨土」的存在。
在這三種心理因素的交錯作用之下，佛弟子們一方面期許自己能夠學習佛本生當中了不斷誓願轉生、救贖眾生的「菩薩道」精神，透過「菩薩道」的實踐而自力圓滿成佛，另一方面期盼能夠獲得十方諸佛菩薩的慈悲救贖或引導，進入淨土或他力成佛。「理想佛」、「十方佛」及「菩薩精神」三種期盼並不單獨的出現於在家弟子的心裡當中，同樣的在僧團當中逐漸發酵，獲得普遍的支持而成唯一股流行種風潮，乃發展成為「大乘運動」的支持條件之一。
佛陀的一生事跡，亦不斷被傳說讚揚，成為十二分教中的「本生」、「譬喻」、「因緣」的主要內容。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本生」當中，不斷地融合印度既有、廣泛的寓言故事，強調誓願力及犧牲、慈悲、佈施等忘我利他精神，充份而清晰呈現「菩薩 － 理想佛」的莊嚴歷程，成為佛弟子修學的榜樣而形成大乘佛教特有的「菩薩思想」。另一方面，在經典當中不斷地揭示有其他諸佛的說法，譬如「前六佛」、「彌勒當來下生成佛」等等，在《長阿含經》及《增壹阿含經》等也有提到現世其他佛、他方佛的說法的記載，因此佛弟子們推演出理想中的「十方佛」和「十方淨土」的存在。
在這三種心理因素的交錯作用之下，佛弟子們一方面期許自己能夠學習佛本生當中了不斷誓願轉生、救贖眾生的「菩薩道」精神，透過「菩薩道」的實踐而自力圓滿成佛，另一方面期盼能夠獲得十方諸佛菩薩的慈悲救贖或引導，進入淨土或他力成佛。「理想佛」、「十方佛」及「菩薩精神」三種期盼並不單獨的出現於在家弟子的心裡當中，同樣的在僧團當中逐漸發酵，獲得普遍的支持而成唯一股流行種風潮，乃發展成為「大乘運動」的支持條件之一。
「佛塔信仰」主要由在家眾發展而來，並不同於出家者以「法的導師」作為緬懷佛陀的方式，佛塔雖然包含在廣義的僧園之中，但獨立於僧伽之外，由在家者經營及管理，成為在家者的重要信仰。根據經典記載，佛滅後分佛骨而於中印度建立了八座佛塔，分別由天及當時諸國分別供奉。西元前三世紀，阿育王集合八塔佛骨作佛教傳播之用，於各地建立「八萬四千」塔，現有考古資料顯示，在西元前二世紀開始已有「佛塔信仰」的存在，而在初期大乘經典如在《法華》、《般若》等經典當中也出現了佛塔信仰的支持與記載，「佛塔信仰」的盛行衝擊當時的僧團，因此而有「施僧之報大於施佛之果」的對應說法，西元一世紀左右，也出現了屬於教團經營的佛塔，但數量比在家者所經營的佛塔少上很多。
另一方面，雖然有學者主張，佛塔主要由在家者負責經營及管理，後逐漸形成與部派教團分廷對抗的信仰團體，即大乘教團的起源。但從律藏的資料顯示，禮敬佛塔是部派教團的主要活動之一，而非單獨為大乘佛教的宗教行事，現今的佛塔信仰則普遍流行於藏傳佛教及緬甸上座部佛教。由於「佛塔信仰」出自於緬懷教主的德性而崇奉教主的遺體與遺物，是各宗教之普遍常見紀念方式，顯見佛塔信仰團體一說，並不可作為大乘運動起源的支持。
另一方面，雖然有學者主張，佛塔主要由在家者負責經營及管理，後逐漸形成與部派教團分廷對抗的信仰團體，即大乘教團的起源。但從律藏的資料顯示，禮敬佛塔是部派教團的主要活動之一，而非單獨為大乘佛教的宗教行事，現今的佛塔信仰則普遍流行於藏傳佛教及緬甸上座部佛教。由於「佛塔信仰」出自於緬懷教主的德性而崇奉教主的遺體與遺物，是各宗教之普遍常見紀念方式，顯見佛塔信仰團體一說，並不可作為大乘運動起源的支持。
古正美教授則認為大乘乃是一種「宗教政治」的手段及傳統，而推動大乘佛教（佛教入世化）運動中，以阿育王（或丘就卻）所支持的「分別說部」及迦膩色伽王所支持的「說一切有部」著力最深。古正美教授認為，由君主推行的佛教政治是大乘佛教運動能夠在很短時間內獲得普及成功的主要因素 ─ ─ 透過「國教」確立特定部派教團的地位，並以「結集」的方式肯定特定教團的思想，打壓教內其他部派教團的聲音，同時透過中央及地區相配合的施政方式達到「傳教」及入世性的「教化人民」。
特別值得一提的，佛教政治及大乘經出世的關係，撇開「天宮傳回」及「龍宮/雪山取經」的傳說，雖然有人支持第一次結集的窟外結集（鐵圍山結集）的說法，但筆者以為以佛教思想的轉變過程的及考古諸經出世年代的證據下，鐵圍山結集的說法並不可信，而古正美教授認為大乘經乃是在佛教政治下所產生的「結集」（或「造經」活動）而出世，譬如貴霜王朝迦膩色迦王所支持的第四次結集（北傳佛教所載，南傳佛教不承認此次結集，另視19世紀於斯里蘭卡舉行的五百結集，作第四次結集），不同於前三次時間僅數月的短期結集，而歷時長達十二年之久，同時此階段也是大量大乘經出世的時代 ─ ─ 此時代所產出的大乘經不但量大，而且內容豐富、次第明確、具備完整的思想系統，顯示是經過一個組織化的團體、具有程序化的過程而產出。筆者以為關於大乘經起源的諸多說法當中，古正美教授此說是目前最有力、最合理的說法。（待續）
特別值得一提的，佛教政治及大乘經出世的關係，撇開「天宮傳回」及「龍宮/雪山取經」的傳說，雖然有人支持第一次結集的窟外結集（鐵圍山結集）的說法，但筆者以為以佛教思想的轉變過程的及考古諸經出世年代的證據下，鐵圍山結集的說法並不可信，而古正美教授認為大乘經乃是在佛教政治下所產生的「結集」（或「造經」活動）而出世，譬如貴霜王朝迦膩色迦王所支持的第四次結集（北傳佛教所載，南傳佛教不承認此次結集，另視19世紀於斯里蘭卡舉行的五百結集，作第四次結集），不同於前三次時間僅數月的短期結集，而歷時長達十二年之久，同時此階段也是大量大乘經出世的時代 ─ ─ 此時代所產出的大乘經不但量大，而且內容豐富、次第明確、具備完整的思想系統，顯示是經過一個組織化的團體、具有程序化的過程而產出。筆者以為關於大乘經起源的諸多說法當中，古正美教授此說是目前最有力、最合理的說法。（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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